摘要：从各国信息公开法的现有规定来看，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工作秘密"这一专门例外的法律术语。 ...
在刑讯逼供罪本罪的语境中，作为原生罪主体的 犯罪嫌疑人 这一特定的身份既可能昭示着其可能面对的一种未然的法律责任，同时从程序法的意义上来看，这一身份也暗含着因身份而有的权利。
只要没有明确的合宪解释，就应当允许普通法院向宪法法院提起违宪审查的申请。偶发集会中决定和实施相隔如此之短，并没有报备的时间。
对于基于宪法的解释，每个人，尤其是每个法官都有资格和有义务解释，但当宪法诉讼的对象是判决，亦即高级法院的判决被质疑的时候，说最后一句话的仅仅是宪法法院。Vgl. M. Jestaedt, Verfassungsgenchtspositivismus: Die Ohnmacht des Verfassungsgesetzgebers in verfassungsgerichtlichen Jurisdiktionsstaat, in:Depenheuer, Otto/Heintzen, Markus/Jestaedt, Matthias/Axer, Peter （Hrsg.），Nomos und Ethos: Hommage an Josef Isensee zum 65. Geburtstage von seinen Schulem, Berlin: Duncker＆Humblot, 2002, S. 183-228. [24]同注[11]，Schlaich/Korioth, S. 307. [25]参见苏永钦：《合宪法律解释原则》，苏永钦：《合宪性控制的理论与实际》，月旦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68]理由就是这会增加联邦宪法法院的负担。因为立法者认识到其决定是违宪的时，这样的缺陷也能迅速地和不引起公众注意地被普通法院所纠正。前者是规范审查中的一种特殊制度，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全规范，即通过选择合宪的法律解释来避免宣布规范违宪。
来源：《法学家》2015年第1期。 首先，从合宪性解释的定义来看，它是当同时存在有合宪解释可能和违宪解释可能的情况下，选择合宪的解释（冲突规则）。在规范审查程序中，合宪性解释是对无效宣告的替代，并由此构成了它区别于其他解释规则的特点。
一提及法律解释，我国法学界就一直存在一个思维定式，即只有享有法律解释权的主体才能解释法律，同时，既然法律解释权是一种权力，就具体排他性。78, 20 （24）．注[2]，Bogs, S. 28 ff., 32 ff.。但是，该理由并不能破坏基本法权能构造上的平衡，也不能拒绝在合宪性解释上的功能最适和区别使用。问题的症结就在于这种思维没有看到法律解释权对于司法审判的必要性和不可或缺性，法院要作出终审判决，就必须享有法律解释权，因为每一个法院都可以作出终审判决，所以每一个法院都应当享有法律解释权。
他认为，作为内容确定的层级解释，即基于宪法的解释，才是真正的解释问题。参见注[27]，Hafelin, S. 243. [31]同注[25]，第84页。
黄卉：《合宪性解释及其理论检讨》，《中国法学》2014年第1期，第286页。[17]所以，基于宪法的解释与合宪性解释的区别应当是解释的权衡与解释的优先之分，通过基于宪法的解释，宪法中的相关规范或价值仅仅扮演了诸多因素中的一个的角色，并不必然具有优先性，而合宪性解释是赋予合宪的解释优先于违宪的解释的地位。注[11]，Schlaich/Korioth, Rn.436. [13]Vgl. K. Bettermann, Die verfassungskonforme Auslegung: Grenzen und Gefahren, Heidelberg: C. F. Mullet Juristischer Verlag, 1986, S-22. [14]Vgl. H. Simon, Die verfassungskonforme Gesetzesauslegung, EuGRZ 1974, 86. [15]西蒙教授的这一观点在联邦宪法法院1975年6月10日的判决中已被推翻，即如果联邦宪法法院认为一个法律违宪，其他法院不得再使用合宪性解释认定其合宪。因为对偶发集会规定报备义务，将等于事实上禁止它。
但是在合宪性解释的领域，宪法法院在规范审查程序中所作的法律合宪的判决须约束所有的国家机关，因为在宪法诉讼中，其他法院的不同解释将遭受质疑。摘要: 合宪性解释与基于宪法的解释常易引起混淆。由此也就得出了所谓作为解释规则的合宪性解释、作为冲突规则的合宪性解释和作为保全规则的合宪性解释三种分类。（3）宪法法院是去否决而非弥补违宪的解释。
（3）缺乏对立法者的规训。对于后者，宪法并非确定规范内涵的解释指令，而是审查规范普遍效力的标准。
注[11]，Schlaich/Korioth, Rn.441。86, 71（77）．[69]参见注[19]，Voβkuhle, 195-200. [70]参见注[22]，Hopfner, S. 203 [71]参见注[65]，Sachs, 345; H. Klein, Probleme der Bindung des einfachen Gerichters an Entscheidungen des Bundesverfassungsgenchts,NJW 1977, 699. [72]参见注[22]，Burmeister, S. 110. [73]参见注[13]，Bettermann, S. 33 f. [74]Vgl. a. a. O，S.34. [75]参见注[62]，Seetzen, 2000-2001. [76]参见注[22]，Hopfner, S. 211-212 [77]参见注[26]，柳建龙文，第117页。
违宪审查 合宪性解释，全称为合宪性法律解释（dieverfassungskonformeGesetzesauslegung）或法律的合宪性解释（dieverfassungskonformeAuslegungvonGesetzen），源自于美国。正是因为针对个案的司法解释成为最高人民法院的不能承受之重，所以发布针对所有下级法院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司法解释就成为当然之选。在德国学者看来，合宪性解释是规范审查，并非真正的解释问题。这个鉴定意见在法律上没有约束力，但是宪法机关应当尊重，其他联邦机关的权能。[48]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一则合宪性解释的例子来说明。参见谢立斌：《德国法律的宪法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第39-44页。
所以，合宪性解释是先有违宪的解释，然后才有合宪的解释，不同于基于宪法的解释是直接奔着合宪的解释而去。[5]可见，进行合宪性解释的前提条件包括：（1）有待解释的规范具有多义性，即通过经典的解释方法（文义、历史、体系、目的）得到的含义发生了冲突。
他认为，宪法法院所做的基于宪法的解释说服力越强，其效力则越强。[78]只要该解释没有明显的错误，宪法规定允许更多的实现途径，宪法法院就应当拒绝认可某个解释是最好的，[79]不如将其委托给普通法院的判决。
同时，由于瑞士并未特设宪法司法机关，又不承认联邦法律的违宪审查，所以法院对联邦法律进行合宪解释就完全承担了合宪性控制的功能。[11]而合宪性解释则是规范审查程序中的一种特殊制度，它旨在避免法规范被宣布无效。
当然这里首先涉及对我国宪法第126条的理解问题，即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中的法律是否包括宪法？[55]但是，即使这里的法律不包括宪法，如果联系宪法第5条第3款：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也能得出人民法院依照合宪的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结论。合宪性解释的一个内在缺陷就是，立法者无法从合宪性解释中学到如何制定好的法律。（2）该规范至少要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违反宪法的。但是实践显示，合宪性解释总是走得太远，要介绍一些偏离得太远的含义。
立法者的态度越具体，法院进行合宪性解释的空间就越小。在集中型违宪审查体制中，因为审查的结果是永久废止该法律的效力，所以只能由唯一的法院来行使，否则各级法院都有权废止法律的效力，势必造成法律秩序的混乱，而且这种混乱一旦发生就无法补救。
按照这种思维，根据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第2条：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那么，只有最高人民法院才享有法律的司法解释权，其他下级法院都不享有司法解释权。他认为，区分合宪性解释与基于宪法的解释是没有意义的。
在笔者看来，大部分学者心目中的合宪性解释是指基于宪法的解释。因为一个无效的规范无需解释。
而行政解释，仅2004-2007年工伤领域的行政解释就有19件，参见胡敏洁：《专业领域中行政解释的司法审查—以工伤行政领域的部分案件为例》，《法学家》2009年第6期，第126-133页。童之伟：《法院依照法律规定行使审判权释论》，《中国法学》2009年第6期，第148-167页。反之，宪法法院对普通法院解释的约束只限于宪法问题。所以，必须确立一种宪法与法律之间的良性关系。
这种维护宪法解释权威性的考虑不过是担心其他机关的宪法解释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发生冲突，但这个既然在法律解释中都已经解决了的问题—立法解释的效力高于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在宪法解释中也不会成为一个无法逾越的制度障碍。由此就不必担心，有关法律的解释在宪法上变得僵化。
[51]Vgl. R. Zippelius, Verfassungskonforme Auslegung von Gesetzen, in: ders., Becht und Gerechtigkeit in der offenen Gesellschaft, Berlin:Duncker＆Humblot, 1994, 5.405. [52]参见注[32]，黄卉文，第295-300页。参见[德]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地位、程序与裁判》，刘飞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54页。
普通法院的这种能力不会导致出现问题，因为它的判决可以在宪法诉讼中被质疑，如此宪法法院将保留对合宪性解释说最后一句话的权力。那么，从瑞士与德国类似的第一种实践来看，合宪性解释作为解释规则，并非指宪法相关规定在法律解释时直接发生一定的影响，[31]而是指宪法相关规定在法律解释后直接发生一定的影响，即用宪法来筛选法律解释的结果。
